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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工作计划

2019年05月08日 14:57

    “可有些孩子的家长能量非常大,家长一句话,别说学校了,就是市里面、省里面领导都要考虑考虑,碰到这种情况,你说我到底选哪一个呢?”这位校长语气凝重。

    刘邦最大的长处,就是知人善用。刘邦当了皇帝以后,曾和群臣讨论项羽为什么失天下、自己为什么得天下。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应军需,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将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却能为我所用,因此我得了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用,能不失败吗?

    可惜阅书甚少

    关心世界大国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一个民族要领先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根本还是人才、是人才带来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当年,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殖民统治的触角遍及世界各地,靠的不就是蒸汽机动力带来的工业革命吗?美国人之所以超越欧洲国家,在20世纪独霸全球,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仍然遥遥领先,靠的不就是电力革命、电子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吗?今天,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了“教育、科技和人才,是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基石,也是综合国力的核心。”我们知道,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我们还走在这个道路上,但我们清醒地知道:这个道路是难以为继的,必须走绿色经济发展之路。正因为如此,董健华先生说:“工业革命时期中国在沉睡;信息技术革命时期中国刚刚醒来;绿色革命中国要全力参与。”

    材料作文,重在提炼材料主题,提炼出出题者的考察意图。通过阅读上面的材料,考生明显可以提炼出这样的主题--偶然的发现,若能够抓住不放,深入思考和探索,必将带来不一样的成功。类似例子有很多,牛顿发现苹果落地,居里夫人发现雷元素……吃透材料,进而拟一个漂亮的题目,就可以写下去了。就本考题而言,显然更适合写成议论文,论述偶然发现与成功的关系,偶然发现对成功的作用,偶然发现与成功的距离等等。考生还可以进行逆向思维,论述偶然发现不一定导致成功,甚至会让人误入歧途等等。当然,写成记叙文亦无不可,可以记述自己或他人,因为偶然发现,成功取得了什么样的突破等故事。若写成记叙文,结尾注意升华主题。

    选考什么,就拼命训练什么——正因为考生们过于功利,明年江苏高考语文将取消选做题。记者昨天还从权威专家处了解到,2010年,江苏高考语文的整体变化不大,总分值、题型设置、作文等等的设置都基本不变。

    朱:由于依山傍海的特殊地理位置,岭南文化自古就有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本届亚运会也延续了这种包容的特性,通过举办一场激情盛会,穿越国度、种族、肤色、信仰、语言等差异,共同营造一个和谐亚洲。

  他举了一个例子:中国普通家庭中很多小孩会说将来长大想当科学家,很少有人立志要当技术专家。

    不但如此,这种司空见惯式的熟悉还会淡化我们的是非观念泯灭我们的良知正气。

    杨东平:非常关注。我特别注意到,教育部在征求意见的公告里,开列了36个问题“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建言献策”,“教育体制改革”也在其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教育上诸多问题都与教育体制改革滞后有密切关系。

    也许面对以上调查结果,很多人对教师会大为不满:怎么如此关心自己的待遇,却对教育教学不那么关心,甚至对“神圣”的教师职业麻木呢?但如果再联系到本次调查得到的另一项结果,73%的教师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学生成才,得到学生的认可”,就不难发现,教师并没有失去职业理想,而大多被现实的处境所困惑。

    首选考试题型基本定了

    调查:男生语数外劣势大

    北大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它的责任,也是义务。

    改革创新要有宽松的环境,特别是舆论界要支持创新,支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要用挑剔的眼光看待创新,怀疑创新。例如,这次北大招生改革,39所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本来是一种改革创新的尝试,但是媒体炒作得很厉害,而且据说八成人不赞成,这种宣传势头似乎是想把这次改革的尝试扼杀在摇篮里,这种舆论环境很不利于改革创新。我想起鲁迅在80多年以前,192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一次讲演,题目叫做“未有天下之前”。 他在演讲中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他又说:“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就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他还批评一些“恶意的批评”,说:“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当时,鲁迅在北师大附中讲演的那一年,钱学森正在该校读书。当时的校长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创始人林砺儒。钱学森正是在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中产生出来的。我们的中小学不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成为天才,但要使天才有生长的土壤。因此,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来做泥土,培养出美丽的鲜花和参天大树。

    (一)作文题

    马朝宏:您对教学艺术持否定态度吗?

    3. 植物的矿质代谢 植物必需的矿质元素 根对矿质元素的吸收 矿质元素的运输和利用 合理施肥

    教育部这个规定的出台使不少人联想到了去年发生的“杨不管”事件。安徽省长丰县双墩镇吴店中学的两名学生在上课时打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授课教师杨某某选择站在三尺讲台上充当“看客”,杨老师因此被称为“杨不管”。一名学生说,打架时,杨老师并没有当即制止,其间只说了一句“你们有劲的话,下课后到操场上打”,后来也没有送被打学生前往医院,而是继续上课直至下课。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立刻引起了网友的公愤,直斥杨老师“冷血”。再联系到此前的 “范跑跑”事件,不少人认为,“杨不管”比“范跑跑”更为恶劣。

    没错,并不是这几个学校,我觉得这几个学校有他们冤的地方,因为这几个学校有自主招生的权力,如果把这个权力交给全中国所有的高校的话,相当大的比例,理工科的话,也会选择不考语文,所以把棒子仅仅打在这几所学校当中可能是有问题,这是全社会的问题。从打倒“四人帮”之后,科学的春天一来,我小的时候最先知道的一句话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后来其实又加上了一个英文,而且英文甚至要排在更前面,学好英文和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这背后隐藏着思维方式开始慢慢地把语文退到了越来越边缘的地步。在这一块儿不妨举一个复旦大学老校长苏步青大数学家的一个例子,他曾经向我们的教育部长有这样的建议,很多年前,他说如果有一天复旦大学要能够自主招生的话,我第一天先考语文,如果语文不及格的话,就不用再参加我其它的考试,你看作为一个大数学家,他把语文放在了这样一个位置上。这时候不是对文化在意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大数学家他明白,当你进入到语文的范畴之内,人的综合素养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的人才观跟我们现在高校开始培养的人才思路是不一样的。

    对此,有人指出,随意修改名著的行为其实完全可以避免。小学生理解能力浅,但可以从教师的教学目的入手,使文章既能让学生理解,又不破坏原著。

    繁杂的技术技巧,既定的价值判断,这是被设置到高考语文阅读题里的必然元素。懂得这样的原因,或许就不会像韩寒那样感叹,“我真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语文喜欢把别人的文章一字一句加以拆解,并强行加上后人的看法,或者说是出题目的人的看法。”问题是,那些价值判断与思想分析,明明是遵循着高考指挥棒的方向,依据出题者的精神意志的标准化答案,却硬要说成是“作者本义”,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意见捆绑,让人产生话语权被剥夺的感觉,这自然会让人很不爽。

    给更多的毕业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在离开大学之后,学生都希望都找到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但是许多用人单位把“985”“211”设成了第一道门槛,这无疑断送了一些有志青年证明自己的机会。“985”“211”的毕业生就被贴上优秀的标签,其余的则没有,这样的分类未免有些简答粗暴,也容易使用人单位错失许多人才。双一流学科的建设在根本上传递出一种平等的思想,即不用院校来将学生简单分类,使每一个毕业生都有展示自我能力的机会。

    传承了2200多年的“孝道”是汉文化的特色,而不惮劳苦奔波数千里赶回家团圆以“尽孝”,是小农经济的“价值观”在起支配作用。小农经济虽在逐步消亡,但作为文化却传承不息。

    发布会结束后,中国一家媒体的记者采访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主席朱琳??吉拉斯。这位记者问朱琳??吉拉斯,大隅良典的“细胞自噬机理”有何应用前景?吉拉斯面对这个有点“外行”的问题解释说“尽管在未来有各种的可能性,但大隅良典的工作实际上是在更为基础的层面让人们理解细胞的工作方式,并不是专注于应用。”

    “三线并行”写作训练模式。这是扬州师范学院上世纪80年代编写的《中学作文教学设计》所创设的一种写作训练体系。所谓“三线并行”是指写作内容---写作手法---写作过程三线索的并列安排。第一条线索是“写什么”的由简到繁的序列---单纯的一事、一人、一景、一物、一番情、一种理,复杂的一事多人、一人多事、多人多事、由物及人等。另外两条线索是关于“怎么写”的:一条是写作手法---结构手法、表达手法等;一条是写作过程---立意、选材、结构、布局、表达、修改和思维能力。这个体系完全消解了文体中心论的作文教学观念,在把训练方向转向写作过程的同时,还将思维能力的训练纳入了作文训练的视野。

    我们不奢望何川洋当打假英雄,他也不可能与为自己前途着想的父母亲分道扬镳,更不能让一个还未步入社会的孩子独自承受社会之病痛。但是,对何川洋的惩戒是必要的,北大的弃录可谓是恰到好处,沉痛的教训或许会让何川洋明白做人的道理。

  绑架社会公平的"官商勾结"谁更无耻?资本是逐利的,但一般还算比较坦白,不像某些权力部门,明明是权力自肥还要装出正义在手的样子,很能迷惑老百姓。

    而在教育主管部门官方层面,据了解,目前正在紧张起草中的《中长期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对于高考改革也有所涉及。据参与该专题小组的一位人士透露:目前,对于高考改革初步提出了3个方案,主要是要解决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一次考试定终身的问题。

  时至春夏,中国的大中小学将进入考试升学的季节,“应试考学”将更多地成为中国诸多家庭的话题乃至主题,网上也见有谈及教育的文字,这里拟说说中国的教育“漩涡”。

    总的来说,今年的作文题一如既往地表现出这样几个特征:一是议题的低龄化和散文化,低龄化的问题是总不让人度过青春期,沉迷于一种梦幻般的童话生活,其实现在很多成年人也是如此,这样做的好处是,你总是觉得生活这样美妙、这样完美。散文化的核心是抒情,抒情是人类智力和情绪活动中最简便、最便宜的方式,若没有知识与思考作为根基,人人得以成为抒情的工具。我不知道,现在动辄“被伤害了感情”的事件,或者直接说吧,各式各样的“愤怒青年”,是不是与以高考作为代表的低龄化和散文化教育有关。

    “我们注意到,尽管教育部门每年都在开会、发通知,强调加强素质教育,高喊减轻学生负担,甚至不惜把高考的方式改来改去。但是,这种徒具形式的‘改革’,不仅没有取得效果,相反让学校、老师抓得更紧、更狠了。因为,除了考试内容的传授外,还要加上一个对考试形式的适应。”

    最最令人回味无穷的是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这是改变了多少人的个人命运的考试啊!新时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急需的人才,就是从那年起步的。谁都不会忘记那些处于历史转折期的高考作文题:1977年尚属“地方卷”,北京的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的题目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吗?》、《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许多省市还不约而同地要求考生做“难忘”文章,如吉林《伟大的胜利——难忘的1976年10月》,辽宁《在沸腾的日子里》,山东、陕西、宁夏《难忘的一天》,江西、安徽《难忘的时刻》,广西《难忘的日子》。显然,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考生们能够倾吐、敢于倾吐,憧憬一个美好的前途。考生都有话好说,有话要说。这样的命题作文是踏在时代的鼓点上,正中考生的心窝里。

    7、第七学期,开展“模拟职场”精英挑战赛活动:为广大学生提供提前体验职场风云、提高综合素质的平台,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求职常识与技巧,提高学生就业实战能力,为就业做好充分准备。

    家教时间越长

    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强调第一线教师的作用。这些年比较强调学生主体,是针对过去的弊病提出的,但忽视学生主体性的发挥,至今也还是一个问题。有的地方却走到另一个极端:忽略了教师的作用,或者对教师的作用与学生的主体性发生了一些误解。当然,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语文改革发展到现在,它的关键在第一线教师,即第一线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与他们的素质。广东一个教师给我写信说,现在第一线教师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还没有话语权。就是说,第一线教师要解决生存权,还有他们的话语权力。生存权的问题和话语权的匮缺,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把第一线教师,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更重要的是,第一线教师迫切需要具体的帮助。你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你的理论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可以解决具体的、实际的教学问题的,不像我更偏重于理念,具有太浓厚的理想色彩。但我仍然是关注教学的实际状况的,我跟很多第一线老师通气,反复讲一点:教育改革的成败,取决于第一线的教师,而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实际上做的是服务性的工作。

  

    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五四运动昭示的青年运动正确方向,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对青年学生来说,基层一线是了解国情、增长本领的最好课堂,是磨炼意志、汲取力量的火热熔炉,是施展才华、开拓创业的广阔天地。希望同学们自觉到基层一线去发挥才干,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经受锻炼,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切实走好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开辟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众所周知,当前高考存在最大的问题,是考了知识没考能力,更考不出品德、思想。怎么办?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现有的考试形式和方法,继续考学生的知识。同时,也要兼顾运用一些可以检测学生的品德、思想和能力的做法,要看学生平时在学校、家庭和社区的表现,还要组织对学生进行面试,通过交谈发现学生的思想宽度、厚度和深度,以及习惯爱好、生活品性。另外,还有必要指出一点是:一定要弄清楚考试有两种性质,或者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选拔性考试,高考就属于这一类,就是通过一张试卷检测知识的掌握情况,另一种是水平性考试,平时的测验性就属于这一类,这种考试可以多种形式、多次进行,不拘一格,随时展开,主要监测思想、品德、习惯、爱好等等,不能在讨论时把两种考试混为一谈,进而否定高考,取消高考,就像现在讨论高考改革时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人的偏激的观点那样。因而,高考改革的对象,不仅包括高考制度本身所包含的各个要素,如科目设置、录取方式、考试方法等,还包括与高考紧密相连的其他外部因素,如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基础教育制度以及高等教育制度等等。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树立正确育人观念。坚持“品行养成、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思维创新”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理念,强调“抓秩序,按规矩办事;抓内涵,按规律办事”。建立“通识教育+宽口径专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做好“夯实综合基础、强化实践创新、加强国际联培、拓展综合素质”四项关键任务,培养具有健全人格、人文情怀、社会责任感和扎实基础、科学素养、全球视野、求实创新精神,能在各行业起引领作用的优秀人才。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些观点被普遍认同:中国学生的数理化成绩要比同龄的美国孩子好,中国学生基础知识要扎实得多,只是创新能力差一些。

    张群认为,在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时,必须处理好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的关系。好的政策,还需要好的实施细则,才能使政策发挥其应有的效应,才真正有利于我国基础教育健康而和谐地发展。

    中国青年报:我们怎么找回缺失的父教?

    命题人的思维、视野都很成问题

    阅读时注意:

    我们观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后果,要推前二十年或三十年,才能找到根源,找到时代的流变如何有形无形地塑造“人”、从深处养育人的“素质”——今天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老师,大致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或“文革”中的知青,我们进入大学是在七十年代未,那时我们的大学老师若在五六十岁,那么,他是在民国年间接受的大学教育,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上中小学期间的老师,则是在民国年间接受中小学教育……

    几日后,按孙老师的要求,班里每人都写了份总结。依照“一切都要单挑”的指导思想,我的这份总结没有和大家的一起拿给各自的家长,仅限孙老过目。我坚信,在学习一类的事上,老师较之家长更值得信任也更能解决问题,毕竟唯有教过各种学生的老师能冷静地分析问题并提出可行的方案,而家长或许在看到问题实质之前就被结果所激怒了。那是我所写的最长的一份总结,回顾了进入高三以来的所有经历。对月考的崩盘,我能找出的理由便是“祸患常积于忽微”,两个多月里,正常的复习计划在我这里完全无法执行,只是勉强地赶工,效果可想而知。同时这期间多次考试所体现的“稳定”,既非假象,也不意味着我可以不付出而收获,它们只是以往所积累的成果而已。学习绝对无法立竿见影,现在的成绩是两个月甚至更早时候付出的“遗产”。跟孙老谈话时,我意外地发现他倒是对我信心满满,坚信这只是个“事故”,总体上我仍是“很稳定的”,同时也坚信我能抛开这次月考继续昂扬奋进、一路高歌下去,“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此的信心,倒是让我踏实下来:至少老师们还没放弃我。事实上,担心老师因为我一次考试失手而对我丧失信心倒真的是多虑了——月考后我和每位老师都谈了一遍,他们没有任何责备甚至感叹,全是客观的试卷分析和加油鼓劲。看来高三里出现巨大波动真的很正常,我自己心惊胆战了半天,在老师眼中也不过是“题中应有之义”。

    相比起加强生命教育之类的内容,杜绝一切学术腐败、重塑大学“德性”无疑更加有助于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强调师道尊严锻造“大师之威”的同时,培养“勿以恶小而为之”的严谨治学态度同样不可或缺。希望晓军的死能够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唤醒大学的“德性”,而不要像他纵身跃入的那一潭湖水,在激起一片涟漪之后,就迅速归于往昔的平寂。

    用关键词概括2009年中国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