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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党个人自传

2019年04月25日 13:12

    记者:您认为此次高校评估改革意图是什么?给高校办学释放出什么导向?

    雷晓静,山西省歌舞剧院管弦乐团中提琴手。2004年毕业于山西大学音乐学院,毕业后进入山西省歌舞团工作至今。

    对于我国基础教育来说,两大问题最关键。一是升学评价制度单一,用单一的分数标准选拔学生。二是学校没有自由办学空间,无法自主办学。在分数评价体系不变的情况下,很多人建议政府强化规范办学来遏制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倾向,可这却导致教育行政化更为严重,政府的政策对一校生存、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师的哲学智慧

    往年部分高校组成的北约、华约、卓越等笔试联盟将全部取消。

    对事业要有追求,对生活充满信心,有可能的话,家长最好能够具有某一方面的特长,这样对教育有利。当然,如果家长文化水平较低也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要尊重知识,并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我有一个农民朋友,他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家庭经济也并不宽裕,但他即使省吃俭用,每年也要花大量的钱为子女订阅许多报刊杂志。晚上孩子做功课,他绝不邀人到家里来谈天说地,努力创造一种学习的氛围。因此,虽然他家地处偏远山区,他的几个孩子却都挺有出息。相反,如果做家长的满足于不学无术,那他就会被子女瞧不起。有一个学生,父亲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但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该生在作文中写道:“…………我的父亲连国家主席是谁都不知道,可他却非常自得地当着厂里的工会主席……。”文中充满了讽刺意味。

    1984年9月,英语正式被列入高考主考科目。此后的几十年里,英语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考试科目。

    一线师生的意见是修订标准之一。郑伟钟告诉记者,他们从2008年起每年都给学校师生发放征求意见表,以“你最喜欢的课文是什么”“你最不喜欢的课文是什么”等问题作为参考。

  落实“小升初”新政,需要教育资源均衡化、评价机制优化等联动改革,其核心在于教育放权。

    所以,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高考制度怎么改革,都必须坚持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两个价值维度,辩证处理好二者关系。在此次的《实施意见》中,关于招生计划分配的改革走向,“3必考+3选考”的科目设置,取消艺术体育特长生加分,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等路径选择,就是这种“二维合一”而不是“二维择一”理念的体现。如科目设置就是很好注脚。显然,必考课越多、分值越大,则加大了考试统一性力度,考试招生在形式上就越公平;而选考课越多、分值越大,则扩大了学生和高校的选择权,科学性就愈发能得到彰显。相对折中与妥协的方案,虽无法实现人人皆大欢喜,却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的利益诉求,也给高考改革划出了一块缓冲区。既有科学选才的指向,也有公平选才的考量,让二者紧密“咬合”,协调同行,有利于实现高考改革的预设目标,更可有效防范因民意纷争而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震荡。

    首先,进入新的环境。初一新生怀着兴奋、自豪的心情跨进中学的校门,看到的是新的校园,结识的是新同学,讲课的是新老师,他们对周围的一切无不充满新鲜感。

    “坑”二: 拒绝招生老师的“忽悠”,只听自己的

    让教师敢管学生  

    《法制日报》记者从浙江省教育考试研究院获悉,2014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报名共30.86万人,获得普通高校招生政策加分的考生共有3996名,其中,体育项目加分的考生从2010年的1011人下降到了今年的179人。下降的原因是,今年浙江普通高校招生体育加分项目再次瘦身,彻底取消了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等“三模三电”项目比赛。

    经常有家长求助,孩子很听话,能按时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但就是学习成绩上不去,怎么办?有的乖孩子,是每天安安静静、循规蹈矩地学习、生活,不贪玩、不调皮,不给大人添一点点麻烦,可孩子的内心真的是对学习充满了渴望与激情吗?未必吧。今天,我们推送的内容,希望能帮助到有这些困惑的家长。

    顶层设计要八方兼顾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说实在话,大学老师已经很难塑造孩子的灵魂了。大学老师的事情后面会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发展,有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发展大于改革”,追求教育发展的规模、数量、速度,呈现“跨越式发展”。二是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逐渐走上了一条被舆论称为“教育产业化”的特殊发展路径。

    “我各科成绩比较均衡,理科稍好些,虽然不像有些同学在某一科上特别出色,所以如果拼自主招生肯定没优势,但好在也没有特别弱的学科,高考正常发挥的话应该总分还可以,而这次综合评价录取高考总分占比60%,学业水平考总共才10分,差距一般也就1到2分,只要面试发挥正常,还是很有希望的。”在王同学看来,这个综合评价录取方案为他这类各科成绩比较均衡的学生带来了曙光。

    江苏南京一中年女教师一纵身从办公楼三楼跳下身亡。

    从培养奴性的人的角度讲,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压制下,我们的同学们确实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那无休止的题海中,孩子们的学习乐趣被剥夺,生活乐趣被剥夺,独立的人格没有了,不会思想了,只会人云亦云。

    于是应试教育应运而生,要听话,要根据的统一标准,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叛逆的思想;只要能够按照上面的规定动作做就行了。于是,就要接受训练,训练主义自然也应运而生。确实,现代社会分工细密,专业繁多,但不应成为机械训练的理由。教育的本质仍是“人”,要培养具有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

    很多人提出“为什么北京不带头减招”的质疑,而实际上高校在北京的招生计划这几年一直在按比例减少,特别是部属院校。2014年,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五校联合招生均不同程度地减少在京招生计划,同时增加农村定向招生计划。2014年,北大在京招生计划为200人,比2013年减少26人,清华在京共投放统招计划197人,比2013年减少3人。2015年,北大计划在京招生186人,比2014年减少14人,清华则计划在京录取170人,比2014年减少27人。由于教育部一再强调“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北京大学在京文科录取分数线从2012年的615分涨到了2015年的671分,理科录取分数线也由654涨到了693。

    教育部正在牵头研究统筹城乡一体化教育相关政策,大家关心的与人社部门、财政部门的协作,也有一定的突破。尽管将来教师编制的总额还是人社部门说了算,但是招聘的权力归教育部门,在岗位协调上,以县为主进行统筹。

    考出课堂表现与能力

    当职业契合度未知时,大学绩点就成为职业选择最重要的标杆,如同高考分数之于大学专业的选择。这里同样存在以大学绩点为核心的“同辈压力”和劳动力市场预期。“高分诅咒”现象也就再次出现:大学成绩越好的人面临选择的“同辈压力”越大,这种压力甚至迫使学生忍痛放弃自己原有的职业兴趣,选择高分学生通常选择的职业(比如去投行或申请国外名牌大学),出现职业选择的扎堆现象。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解释得那样,给定大学绩点独立于职业兴趣和契合度,职业选择的扎堆现象,不管从个人来说如何理性,事后一定会导致严重的职业错配问题。

    在当地,遇到正常途径难以解决的问题,人们还是习惯花钱找熟人疏通关系。孙静也想着花点钱找人帮忙,希望能把儿子的学籍转到心仪的邻县一高,但她也不确定那件事能不能办成。

    1980年代教育公平并未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当时显露的教育问题主要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脑体倒挂、教师待遇低下、片面追求升学率等等,但实际上当时农村学生辍学流失、危房坍塌、城乡教育差距扩大等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与此同时,在形式平等的外表下,基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阶层差距开始出现,工农子女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如对北京8所高校1980年入学新生家庭背景的抽样调查显示,父亲职业为农民的占20.2%,工人占25.0%,干部占15.5%,专业技术人员占39.3%。1982年,胡建华等对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在校生的调查显示,父亲为农民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22.7%,包括工人在内的“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共占40%。据北京招生办统计,1990年北京共录取新生17248人,其中干部、军人、职员的子女占78%,工农子女占21%。

    之所以高考要使用统一的卷子,就是为确保高考的公平性、科学性和权威性。高考全国试卷将由国家教育中心组织专家来命题,都是依照同样的考试大纲。

    第二招,放大孩子的优点。

    另有家境更殷实的人家,则利用寒暑假延请旧学功底好的先生上门补习。杨振宁先生幼时在厦门上过私塾,在母亲的指导下背过《龙文鞭影》。后在清华上初中的暑期,时任清华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先生,特地请了清华历史系的一位高材生教他《孟子》,花了两个暑假才把一部《孟子》讲完。后来,杨振宁回忆说:“现在想起,这是我父亲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父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才能时,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极力把孩子朝这个方面推。但当时我的父亲没有这样做。他却要我补《孟子》,这对我这一生有很大意义。”

    “一定要解除这个误区,并不是用国家卷就是全国都一张试卷了,而是一纲多卷,每个省的试卷还是不一样的,主要保持它的质量。”钟秉林强调,无论是全国统一命题,还是各省市自主命题,对考生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还是采取分省考试,分省阅卷,分省录取,同一个省份的考生在同样的基础下参加高考。

    这些政策暂时没变化

    今年多省的材料作文题,并没有和时代结合太紧,有人觉得是“败笔”,笔者不以为然,语文作文不是时政题,也不是科技题、历史题,而是注重学生思想和表达的考题,因此,不与时代结合紧密,而是一些具有哲思性的题目,这会是今后材料作文的一大趋势。今年的材料作文就具有这一趋势。比如,浙江的材料作文题,谈文章和人品——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性情偏急则为文急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应该是一致的。金代元问好<论诗绝句>却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艺术家笔下的文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不失为一则很好的材料。

    如果换做我,我不会花那么大的精力去买学区房,当然我也买不起,我会把更多精力放在改善家庭教育上。

    那么到底什么书适合儿童阅读呢?文章谈了许多高论,却没有举出多少正面的例子,最后只提到了“据我所知,北大中文系曹文轩先生的作品就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可惜这样有情怀高水平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

    浙江:不分文理满分7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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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高考”不加分,英语一年多考

    高考招生录取的选择性涉及两个方面:大学和学生,二者相辅相成。令人遗憾的是,浙江方案几乎完全排斥了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的主动选择作用。招生录取的主体应当是大学,现在变成了省教育考试院。从表面上看,方案似乎给了高校一定的选择权——高校可以根据自身人才选拔和培养需求,预先提出招生录取的相应科目需求。但实质上,高校在两年之前提出科目要求之后,就完全丧失了主动选择学生的任何可能性。它最终见到的仍然是“分”而不是“人”。如果提出科目需求可以算作选择权的话,理论上这样的选择权高校可以不要——它不是问题的关键,不要也无伤大雅。

    钟秉林介绍,目前自主命题的省份主要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教育考试机构来负责命题。教育部考试中心则主要负责全国卷的命题工作。扩大全国统一命题后,并不意味着全国用的同一张试卷,而是强调“一纲多卷”,即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协商,根据国家考纲和教育教学基本要求,以及各省市基本教学情况,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命制一套相对独立的试卷。

    比如,各地高考主管部门可以成立专门机构,确定责任主体,发生失误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介入;对不同类型的失误应该有一个基本预判,第一时间解决问题,避免层层请示延误处理时机;对于考生所受影响的程度,建立家长、教育部门甚至第三方参与的协商机制,并将处理结果与依据公之于众,避免引发“次生灾害”。

    “真的很讨厌这种暑期补习,在学校里每天都有很多的作业,晚上复习到10点钟,本想暑期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下,却还是不得不跟着爸妈的路子走,真的很累。”程芸继续抱怨道。

    北师大教授刘岩专门研究幼儿的,他就提到我们逼着对孩子进行训练,常常是从画画开始的,一幅画你照着画,这是最害最有害的,小孩画画是一种他的表达方式。有一本书叫《让天赋自由》,举了一个故事,老师让孩子画画,有一个孩子把纸给涂黑了,老师问你画什么呢?小孩说在画上帝,老师特别奇怪问上帝什么样,小孩非常从容地说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小孩他在想象,但是今天我们的教育里头,鼓励孩子这种想象太少了。

    “写下便是永恒”,葡萄牙作家佩索阿如是说。

    一是关于选文。选文是语文教材编写的首要环节,也是评价教材质量最重要的标准。选文首先要文质兼美。“文”美,即选文语言要准确、规范,合乎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质”美,即选文内容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民族性与时代性。其次,选文形式要丰富多样,兼顾各类文体,涉猎古今中外。再其次,选文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与认知特点。要合理考虑选文的比例与功能。可借鉴历代与国外母语教材的经验,文学作品多注重经典性,实用文章多注重示范性,写作例文多注重模仿性,以适应学生学习和现代生活的需要。“文白”比例,建议从小学到高中,选入文言文总数不少于100篇(段),古诗词不少于200首。古诗文占全部课文的比例,建议小学不少于15%,初中不少于30%,高中不少于45%。外国选文比例建议小学高年级不少于20%。此外,建议中小学语文教材规定必读书目,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学生的阅读量,形成良好的阅读风尚。我国语文课程标准虽有课外阅读的要求,但不仅阅读量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且连这个低标准也远未落实。

    “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班主任老师多由语文老师担任?”李山强调,“因为语文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的灌输、技法的传授,而是涉及修身养性、品德造就。我们看苏东坡的《赤壁赋》、蔡元培的美育,里面包含的情绪、品德的内容实在太深刻了。语文素养包含健全的人格、宽广的心胸、知足常乐、自强不息等等,甚至包括民族的文化慧命,而这些,才是最宝贵的,才是‘大语文’教育的使命。”

    我们特地邀请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请他深入分析中国私立教育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希望对未来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相结合具有启发意义。

    凤凰网:关于爱国教育,现在中小学是怎样开展的?

    2014年,英国教育和儿童事务部副部长莉兹?特鲁斯访问上海一所中学。 图/东方IC去年,BBC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引起了中西教育方式大讨论。片中几名中国老师被安排在一所英国中学中用中式教育方法授课,学校也根据中国学生的作息时间给孩子们安排了课程表。